本文原载于《语言规划学研究》2016年第2期

本文受到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项目“新中国扫盲教育政策发展研究”（WYZL201422）支持，感谢李宇明、戴曼纯、侯敏、周庆生、张旺熹、杨尔弘、郭熙、张宝林、徐欣路等师长提出的宝贵建议，特致谢忱。文中谬误由本人负责。

作者简介

吴雪钰，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语言教育、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现代汉语语法。

摘要

通过开展扫盲教育，新中国的人口素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1949年到2010 年，全国文盲人口从4.32亿减少到了0.55亿，全国文盲率从80%以上降到了4.08%，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终于有了坚实的基础；个人有了更多的机会获取新知，实现成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扫盲教育政策在摸索和不断的试错中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水平。本文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扫盲教育政策，总结并分析了不同阶段扫盲教育政策的特点，以期为我国当前的母语教育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扫盲教育   语言教育政策   母语教育政策  语言政策

概述

新中国成立时，百废待兴，全国 5.4 亿人口中文盲总数高达 80% 以上。在广大农村地区，文盲比例超过了 95%。若想克服战后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必须以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为基础。其第一步，就是提高国民识字率。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扫盲教育政策在摸索和不断的试错中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水平，为防止和减少文盲提供了有效的指导，为新中国经济、文化、政治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2010 年，全国人口从 5.4 亿增长到 13.4 亿。全国文盲人口从 1949 年的 4.32 亿减少到 2010 年的 0.55 亿，累计扫除约 2.73亿文盲，使全国文盲率从 80% 以上降到 4.08%①减少了大约 76 个百分点。

 根据政策特点和效果的不同，可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扫盲教育政策发展大致分为五个阶段②：第一阶段，起步探索（1949—1958 年年初），扫盲政策在探索中不断完善；第二阶段，跃进与停滞（1958—1977 年），扫盲政策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发生了畸变和停滞；第三阶段，重新起航（1978—1989 年），中国政府重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有力地推动了扫盲工作；第四阶段，高速发展（1990—2006 年），扫盲政策进一步完善，扫盲工作成效显著，文盲的大量扫除使人口素质得到了明显提高；第五阶段，加强深化（2007年至今），扫盲政策进入深化和转型阶段。

①数据来源：《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资料，这一数据为 4.88%。前后两者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后者的统计结果未包括 230 万现役军人。而 2010 年时，我国现役军人中已经实现了“零文盲”。

② 分期粗略按年份算，因统计数据大多以年为单位。

2

第一阶段：起步探索（1949—1958年年初）

早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就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949年年底，时任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要求从1950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教育，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场全民教育事业的开端。从1949年到1957年，累计有34 635.4万人参与了扫盲学习，扫除文盲 2796.7万人。

这一阶段扫盲教育政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2.1

扫盲运动刚起步时，采用的是传统的识字教学法。但从 1952 年起，我国开始推广并使用速成识字法开展扫盲教育。速成识字法针对文盲的特点，运用注音符号，利用象形字、同音字还有实物等帮助记忆。同时，这种方法还注意发挥成人学习的自觉性，先教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合作社名、工具名、农活名、庄稼名、数词量词等，然后再教本县和本专区常见的事物和常用字词以及本省和全国常见事物以及常用的字词，教学效果较好①。

《人民日报》1952年4月发表社论《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1952 年，教育部将“有重点地推广速成识字法，开始准备扫除文盲工作的各项条件”列为当年全国教育工作的方针和目标之一。1952年10月24日，周恩来总理在《必须加强文化教育工作》的讲话中也肯定了速成识字法对扫盲工作的积极意义。但周总理的讲话同时也强调了需要注意成人学习的特点和情况，不能一以概之；且特别指出在儿童教学中，不能运用速成识字法。

①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会上郭沫若提到，速成识字法在百五十小时内可以教会千五百字到两千字。

2.2

1958年2月11日，《汉语拼音方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给汉字注音是《汉语拼音方案》最基本的应用。应用汉语拼音进行汉字教学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拼音，学习汉字。先学拼音，后学汉字；识了汉字，不丢拼音。拼音不是伤病员的拐棍，它是文化宝库的钥匙，丢不得。一行拼音，一行汉字，拼汉并行，两两对照。能识汉字，就看汉字；不识汉字，就看拼音。拼音中可以夹汉字，汉字中可以夹拼音。最后，既能看拼音，又能看汉字”（周有光，1995）。《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后，汉语拼音成为了扫盲教育工作的有力工具。

2.3

识字教育的开展，离不开汉字规范化工作的基础保障。否则，字形混乱、复杂，会给教学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在积极调整扫盲教育工作力度和方法的同时，我国也进行了一系列文字改革和整理工作。比如 1952 年公布的《常用字表》、1955 年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6 年通过的《汉字简化方案》、1960 年公布的《通用汉字表草案》、1965 年公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等。

2.4

扫盲工作委员会于1953年11月24日发布了《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从识字数量、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三方面规定了针对不同对象（干部、工人、农民等）的脱盲标准：干部和工人认识2000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两三百字的应用短文；农民认识1000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最通俗的书报，能写农村中常用的便条、收据等；城市劳动人民认识1500常用字，阅读写作方面分别参考工人、农民的标准。

这份通知还划定了文盲和半文盲的区分标准——识字在500以上未达扫盲标准的为半文盲，不识字或识字数在500以下者为文盲。

2.5

1954 年 4 月 22 日发布的《关于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工作预备会议所讨论的几个问题的通告》客观总结了之前扫盲工作的不足及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由于过去没有统一的考试和统计报告制度，几年来的扫盲人数大半是估计而来，而没有确实数据。为了获得可靠数据，这份通告要求为扫盲成果制定统一的报表格式，各单位每年逐级填报两次；此外，还要逐步统一考试和毕业制度。这反映出扫盲工作进入了更加科学的阶段。

2.6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当中，中国共产党及中央政府意识到要造就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新形势，就必须改变农村落后的文化状态，因此将扫盲工作纳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规划与体系之中。

与此同时，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农村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体会到要在农村办合作社、组织集体劳动、改进生产技术，不会读、写、算，缺乏科学知识，会遇到很多困难。因此，接受扫盲教育、参与扫盲运动、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

这一阶段的扫盲工作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统计数据显示，仅从 1953年到957年就扫除了多达2390.7万文盲。而这一阶段，正好是农业合作社普遍建立、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时期。

3

第二阶段：跃进与停滞（1958—1977年）

在这一阶段，扫盲教育政策的发展经历了“大跃进”年代的畸变后，又进入了“文革”年代的停滞。

3.1

在扫盲工作开展的起步阶段，政府还能根据国情认识到扫盲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了实际情况，扫盲工作计划制定得比较理性，并能够根据工作开展的情况及时调整政策制度。但由于受到“大跃进”思想的冲击，加上受到浮夸数据呈现的“虚假繁荣”的蒙蔽，政府部门在制定扫盲教育计划时，逐渐脱离了理性的范畴，制定了夸张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工作计划。这种极度强调政府主观作用而忽略客观条件和规律的思想在这一时期持续、极速发酵，政府部门屡屡出台各种扫盲“跃进”政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争取用更少的时间完成扫盲任务，媒体上也频频出现惊人的扫盲成果的报道。在扫盲“大跃进”期间，数据显示1958年、1959年两年分别扫除文盲4000万人、2600万人，1958年全年参加学习的人数多达9000万。

1960 年，扫盲的跃进也随着“大跃进”的结束而结束了。1960 年一年的统计数据回归到了相对合理的范畴，全年脱盲 573.3 万人。但由于“大跃进”期间工作开展得极不扎实，因此，清查复盲、漏盲的情况成了接下来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3.2

受到“大跃进”思想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政策的影响，1959年至1961年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中国经济，尤其是农业，面临极端困难的局面，人民温饱无法解决，全国上下基本无暇顾及文化教育事业。因此，从1960年下半年起到1964年，我国的扫盲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61年、1962年、1963年三年仅扫除文盲85万人。1964年起，伴随着经济局面的好转，扫盲工作也略有起色，1964 年、1965 年分别扫除文盲74.7万人、142.2万人。

但好景不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我国的扫盲教育又一次陷入了基本停滞的状态。这一时期，受到当时政治语境的影响，扫盲教育也主要定位为服务政治建设。

根据这时一些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少青壮年中，文盲、半文盲一般占30%—40%。有的边远地区、山区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少青壮年中的文盲率达到 50% 以上（何东昌，1998）。此外，有些农村基层干部、党员、团员、农业技术人员还是文盲。

4

第三阶段：重新起航（1978—1989年）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但极“左”政治的影响并没有立即消退。“文革”结束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在政策层面上依然处于徘徊阶段，扫盲教育方面也没有新的明确的政策指示。

直到1978年，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导下，扫盲教育才开始进入新的阶段。从1977年年中到1978年秋，邓小平多次发表重要讲话，阐述治理和整顿教育工作的思路，为我国整顿和恢复教育秩序清扫了思想障碍。随后，《人民日报》大量发表发展教育、尊重教师的评论和文章。教育界顿时再度活跃起来，国务院也重新开始部署扫盲教育事业。

4.1

1978年11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以下简称“《扫盲指示》（1978）”〕。相比之前的政策，主要有以下三点发展：

其一，明确了扫盲工作的方法，即采用“一堵、二扫、三提高”的方式。“一堵”就是通过普及初等教育堵住新生文盲的产生，二扫就是积极扫除少青壮年中的文盲，“三提高”就是对已经脱盲的人群进行继续教育。这一工作方法可以从源头预防新文盲的产生、减少现有文盲数量、巩固扫盲成果，继而提高扫盲的效果和效率。

其二，《扫盲指示》（1978）对农村和城市（及工矿区）非文盲的界定标准在 1953 年《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农村识 1500 个字，能看懂浅近通俗的报刊，能够记简单的账（原文如此——笔者注），写简单的便条；城市和工矿区的脱盲标准是识 2000 字，达到“四会”（会读、会写、会用、会讲）。

其三，《扫盲指示》（1978）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时期的重点对象是：少年、青年、党员、团员、社队干部、农业技术人员。相比之前的政策，扫盲对象的年龄向下调整到了 12 岁，扩展到了少年群体。另外，这项政策还对妇女的扫盲教育给予了较高的重视程度，是一项重要的进步。

4.2

由于扫盲对于提升国民素质、推进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扫盲教育于1982年12月14 日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八二宪法》”）。《八二宪法》规定：“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自此，我国扫盲教育的地位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从 1986 年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在全国正式实施，通过基础教育的普及，“新文盲”的出现大大减少。

5

第四阶段：高速发展（1990—2006年）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将1990年定为国际扫盲年，并提出了 2000年在全世界扫除文盲的战略目标。经历了“文革”后的“重新起航阶段”，党和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等政策文件，完善了扫盲工作开展的机制，引导并保障了扫盲工作的进一步高速发展。

5.1

在“国际扫盲年”的背景下，1990年3月14日，国家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教委”）、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农业部、林业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中华妇女全国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十个部门团体联合成立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协调小组，由国家教委牵头，具体工作由国家教委成人教育司负责。自此，扫盲工作在制度保障上又前进了一步。

1994年11月2日，国务院还批准建立了“全国扫盲工作部际协调小组”，其主要责任是负责扫盲工作的宏观指导和检查，动员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扫盲工作。

5.2

1992年10月22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了《扫除青壮年文盲单位考核验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验收办法》（1992）”〕，规定了基本扫除文盲和高标准扫除文盲的标准、扫盲测试的题型和分值等。

5.3

1992年10月29日， 国 家 教 委 公 布《扫 除 文盲教育教学大纲（试行）〔以下简称“《教学大纲》（1992）”〕，其中不仅涉及识字、读写的内容，还规定了扫盲工作在思想政治教育，其他文化教育（计算和记账），生产技术、生活常识教育等方面的教学要求。《教学大纲》（1992）和《验收办法》（1992）一样，也明确了“运用其他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扫盲的地区，可参照《教学大纲》的教学要求编写扫盲教材和进行教学”。

5.4

1991年10月28日，国家教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扫除文盲工作的意见》。这份文件指出了当时新文盲依然在不断产生、复盲情况在有些地方还很突出的情况，要求“对 15 周岁以下未受完初等教育的青少年，应由当地小学采取多种措施，使其达到小学或扫盲毕业程度，最大限度地堵住新文盲的产生”。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也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教育部门将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上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以下简称“两基”）摆在政策的优先位置上。1994年6月4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两基”为我国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5.5

1993年8月，国务院根据1988年版本的《扫除文盲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扫盲条例》（1988）”〕，结合《验收办法》（1992），发布了新的《扫除文盲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扫盲条例》（1993）”〕，修改了对接受扫盲教育群体的规定，提高了“基本扫除文盲”的标准：

（1）年龄上限提高。《扫盲条例》（1993）在计算非文盲人数和比例时，考察的是 1949 年10月1日以后出生的年满15周岁以上的人口，将扫盲对象的年龄上限提高到了44岁及以上。而《扫盲条例》（1988）考察的是15—40岁人口的情况。

（2）提高了农村和城镇非文盲率的要求：在农村达到 95％（1988年的规定是85%）以上，在城镇达到98%（1988年的规定是90%）以上。

（3）增加了对复盲率的要求。《扫盲条例》（1993）在基本完成扫盲工作的要求中还增加了“复盲率低于5%”的要求。这在之前的国家扫盲政策中是未曾出现的，但这一点对扫盲工作的开展意义却十分重大，有利于促进扫盲工作“脚踏实地”地进行。

5.6

1993 年，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在义务教育和扫盲工作电话会议中首次提出了扫盲工作的“三步走”策略——根据不同地区经济、教育水平分三步实施：

第一步是要求在1996年前，在经济教育条件好、早已普及了初等教育的11个省（市）（约占全国人口的33％）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第二步是要求在1998年前，在经济教育基础比较好、普及了初等教育的 12 个省（区）（占全国人口的52％）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第三步是要求到2000年，在经济教育基础差、初等教育尚未普及的 6 个省（区）（占全国人口的 15％）把青壮年文盲率降到 15％以下。西藏的基础比较差，情况也比较复杂，因此特别规定西藏可以到2000年以后实现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

此外，要求城镇、经济和教育基础较好的农村，青壮年文盲率降到 5％以下。

5.7

这一时期，汉字规范和整理工作也发展迅猛，给扫盲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比如 1988 年发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①、1988 年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②等。此外，1977 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标准计量局还发布了《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表》。1983 年“汉字部首排检法工作组”拟定了《统一汉字部首表（草案）》。上述汉字整理工作为汉字的课堂教学、教材读物编写和出版提供了更多便利。

除了汉字的规范整理工作以外，1994年8月9日，国家教委批复同意西南师范大学建立扫盲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自此扫盲教育有了专门的学术研究和支持机构。

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扫盲工作于“八五”期间迎来了第三次高潮：1991 年到 1995 年间平均年脱盲人数在 513 万，远超 1988年全国扫除文盲工作会议提出的每年扫盲 400 万人的要求③。其后几年内，扫盲政策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并于2000年如期实现了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根据原教育部部长周济2006年3月31日发表的讲话，截至2006年，我国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4%左右。

①收3500字，其中常用字2500个，次常用字1000个。

②收7000字。

③前两次扫盲教育的高潮分别出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1976年到1980年期间2002年7月22日，《关于“十五”期间扫除文盲工作的意见》，重申“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重点推进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扫盲教育”。

6

第五阶段：加强深化（2007 年至今）

6.1

这一阶段以十一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扫盲工作的指导意见》为标志。

2007年12月18日，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统计局、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扫盲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扫盲意见》（2007）”〕，对扫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到 2010 年，成人文盲率下降到 8％以下，其中成人妇女文盲率下降到 12％以下；15—50 周岁青壮年文盲率降到 2％左右，其中青壮年妇女文盲率下降到 3％左右。到 2015 年，成人文盲率降低到 6％以下，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 1％左右。”

对比《扫盲条例》（1993）的要求，《扫盲意见》（2007）提高了对青壮年非文盲率的要求，并对妇女文盲率进行了单独要求；取消了城市和农村扫盲要求的“区别化对待”政策；提高了对全体成人文盲率的要求。扫盲工作自此进入攻坚扫尾、加强深化期。

扫盲的验收离不开脱盲测试。传统的测试采用单一书面考试的形式，在信度和效度上还可以进一步提升。《扫盲意见》（2007）提出，“要研究开发适合文盲学员特点的脱盲测试方法，利用文字、图片、音像等多种形式对文盲学员学习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进行测试，改变传统的单一考试模式来测试文盲学员的做法。有条件的省份可以建立脱盲测试题库，供地（市）和县在脱盲测试时选用，以增强脱盲测试的实效性和科学性。”

随着 21 世纪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扫盲工作有了新的媒介。《扫盲意见》（2007）要求“开发、编写、采集形象的、浅显易懂的远程教育资源，依托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设施等现代化教育手段，帮助文盲学员和脱盲后人员理解、掌握所需知识或技能”。

在经费方面，要求各地“建立省、地（市）、县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的扫盲经费投入机制”。同时，中央财政也要继续安排扫盲工作奖励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人口较少民族、妇女的扫盲工作，以引导和推动各地扫盲工作的实施。

在教材方面，《扫盲意见》（2007）要求各地针对城乡、区域、性别、年龄、民族等不同情况开发多种形式的扫盲教学材料及扫盲后继续教育读物。另外，政策还充分考虑了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情况，指出要开发适合少数民族地区扫盲的双语教学材料。

除了上述进展，该项政策在人文性、实效性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之前的政策文件更多强调的是扫盲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意义。但《扫盲意见》（2007）提出，要“努力使劳动者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要“改进扫盲教育，建立以人为本的扫盲体系，切实使扫盲成为群众提高自身科学文化、经济收入、生活质量、健康水平乃至参与社会生活能力的有效手段”。

《扫盲意见》（2007）充分吸取了前面几个时期和阶段政策本身以及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根据当时最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提出了适应国家以及个人需求的工作指导意见，其成效十分显著。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截至2010年，我国成人文盲率已降到了4.08％，其中成人妇女文盲率降到了7.29％ ；15—50周岁青壮年文盲率降到了1.08％，其中青壮年妇女文盲率降到了 1.52％。全面提前完成了《扫盲意见》（2007）的任务。①

①2007年的计划是成人文盲率在 2010年降到8%以下，2015年降到6%以下；妇女文盲率在2010年降到12%以下，妇女青壮年文盲率在2010年降到3%左右；青壮年文盲率在 2010 年降到2%左右，在2015年控制在1%左右。

6.2

2013年6月5日，国务院公布了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语委”）组织制定的《通用规范汉字表》。

《通用规范汉字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配套规范，是现代记录汉语的通用规范字集，体现着现代通用汉字在字量、字级和字形等方面的规范。该表是在整合《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简化字总表》（1986）、《现代汉语常用字表》（1988）、《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的基础上制定的，共收汉字 8105 个。《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发布，对扫除剩余文盲、预防新生文盲等工作，给予了更有力的学术支持。

6.3

《汉字应用水平等级及测试大纲》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制，规定了具有中等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群使用汉字应当达到的水平，适用于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录用人员或核定在职人员资格、高等学校考核学生汉字应用水平等。该规范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于2006 年颁布，2007年实施，先后有14个省市共计16万人次参加测试。2014年至2015年，根据国务院 2013 年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和测试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教育部语用所课题组对该规范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汉字应用水平等级及测试大纲》（2016年修订版）经教育部、国家语委批准，于2016 年1月7日发布，自2016年5月1日起实施。其修订、发布和实施有助于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提高社会汉字应用水平，对扫盲工作也有重要意义。

7

小结

从新中国诞生开始，党和政府就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减少和消除我国人口中的文盲，提升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从1949年到2014年，我国共扫除文盲2.4 亿①。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中的文盲率高达 80%，农村文盲率更高达95%。时至今日，15岁以上人口中的文盲率已经降到4.08%，乡村人口的文盲率也降到了7.26%，青壮年（15—50 周岁）的文盲率更是降到了1.08% ②。

①根据教育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情况》（2004）、《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7—2014年）数据计算得出。

②数据截至2010年，来源为201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7.1

识字教育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扫盲教育事业取得了成功，从文盲大国一跃成为教育大国。取得上述成绩的主要原因及成功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7.1.1

早在新中国还未成立之时，党组织高层就已经意识到了中国文盲问题的严重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扫盲教育工作，制定规划、发布政策文件（讲话），规定了扫盲教育的目标、内容、教学形式、师资、教材、考核标准、经费等，政策力度之大、发布频率之高、动员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除去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特殊时期外，中国党政机关一直持续地将这项事业作为重点，甚至重中之重对待，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比如《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 2010 年发展规划》《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等。这些文件把扫盲、降低文盲率作为工作目标。为了确保扫盲工作高效开展，行政方面实行了行政领导责任制，逐级制定规划、逐层落实扫盲任务。

此外，扫盲工作还在 1982 年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升到法律规定的高度。

在法律和各项法规与制度的保护下，扫盲教育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了实质性的、飞快的进展。

7.1.2

为了集中调度资源，实现各部委之间的联动，加强宏观指导、检查和表彰，动员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扫盲工作，1990年和1994年还分别成立了“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协调小组”“全国扫盲工作部际协调小组”。

7.1.3

扫盲教育取得如此成就，离不开舆论宣传引导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教育是社会生活中的“奢侈品”。加上劳动组织和管理方式比较简单，只需要个别人能识能写能算，百姓们长期习惯于“文盲状态”，也没有什么学习文化知识的意愿。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接受教育的机会多了起来，劳动组织和管理方式复杂起来，工业、农业新技术也需要广大工农群众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去学习。但由于思维惯性，加上学习难度和劳作压力，部分群众学习汉字、算数等科学文化知识的动力并不是很足。自扫盲工作开展以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其副刊《文字改革》）、《人民教育》《中国语文》《语文建设》《新华月报》《读书》《中国农垦》等报刊密集地发表社论和其他文章，宣传扫盲的意义、扫盲教育的方法、扫盲教育相关的政策等，提升民众对扫盲的意识，塑造民众的语言态度，以配合扫盲工作的开展、促进扫盲教育政策的落实。

7.1.4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扫盲工作，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处于类似“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扫盲教育之所以取得了如此令人欣喜的成就，不是因为政策“一直很合理”，而是因为扫盲教育政策“一直在积极调整”。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扫盲教育政策就在保持政策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不断地根据实际工作开展的情况，积极地调整和反思，不迷信权威，也不迷信过去的经验，扫盲教育的政策也一步步走向科学和完善。

7.1.5

新中国的扫盲工作取得的成果，离不开举全国之力的资源调配。其中还不乏“穷人的智慧”。

比如，在师资非常匮乏的年代，非常有智慧地调动了已经掌握了汉语拼音方案及相当数量汉字的小学生充当“小先生”。这样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不足的问题，保障了扫盲工作的持续推进；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巩固了孩子们的语言知识，提高了他们的语言能力。

再比如，农村扫盲教育曾因缺乏教学场所而一度严重受限。面对这样的情况，农村的扫盲工作借用了小学校舍作为教学场地，开展教学活动。③

 ③1990年时，国家教委还在《关于农村中小学参加扫盲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农村扫盲工作要动员当时全国农村中小学的硬件、软件（教师和小学高年级以上的学生）资源一起进行。

7.1.6

《扫盲指示》（1978）提出，要用“一堵、二扫、三提高”的方法来扫盲，一面通过普及初等教育堵住新生文盲的产生，一面积极扫除少青壮年中的文盲，一面对已经脱盲的人群进行继续教育。这一工作方法的提出，对于扫盲工作有着跨时代的意义。

在“堵”的方面，为了切实地堵住新生文盲的产生，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我国将扫盲教育工作和义务教育普及放在一起统筹规划，将基本扫除文盲和基本普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提高”方面，通过开展工人农民业余教育，以及成人小学、初中教育，帮助脱盲人群巩固汉字知识，并在学习新的文化、技术等知识的过程当中，将汉字的读写能力加以实践，激发更高的学习积极性。

通过“一堵、二扫、三提高”，扫盲工作的效率更高了，效果也更加稳固了。

7.1.7

扫盲工作离不开语言文字本体研究和规范工作的支持。

使扫盲工作最受益的本体研究工作之一，当属《汉语拼音方案》。通过应用汉语拼音教学，扫盲教育的效率大大提高。

另外，汉字的规范和整理工作也对扫盲教育教学工作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在《常用字表》公布之前，扫盲教育中教哪个字、不教哪个字，哪个字先学、哪个字后学，随机性较大，也不够科学。随着《常用字表》《汉字简化方案》《异体字整理表》的发布，无论是扫盲教材和读物的编写，还是课堂教学的组织都有了依托。扫盲教育的开展更为有序，避免了教学过程中时间、精力和资源的浪费，也极大地避免了对学习者积极性的打击。

7.2

7.2.1

扫盲工作自进入第三阶段以来，进展势头良好，扫盲效果显著。但也正由于文盲总体数量和比例都大幅降低了，扫盲人口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凸显出来。

早在1995年2月24日，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朱开轩在部分省扫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当时扫盲工作的重点有三个，其中前两项就是扫盲工作不平衡导致的：其一是“老、少、边、山、穷”地区，其二是妇女文盲。由于之前的扫盲政策对这些地区和妇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现在最需要接受识字教育、靠文化知识改变命运的群体，未能具备改善他们生活所需的最基本的读写能力。

如今，扫盲教育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扫盲教育不仅要追求全局的效果，更要注重贫困地区、边远山区、民族地区，以及妇女人口和老年人口中的文盲问题。以少数民族人口中的文盲问题为例，有较高文盲率的民族，其文盲年龄构成往往比较“年轻”，对这些民族，开展扫盲工作尤为重要。另外，在我国文盲人口组成中，女性文盲率和数量都普遍高于男性，且随着文盲的扫除，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愈发明显。而随着“二胎”的开放，家庭教育资源又有向男性儿童倾斜的可能。因此，在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扫盲中，应当特别关注女性的教育。

7.2.2

传统上，文盲指的是不识字或识字量很少的人。扫盲即是使不识字或识字数量未达特定标准者达到基本的识字标准，能够进行简单的日常阅读、写作的教育活动。但在我国的扫盲教育实践中，执行的往往是纯粹的识字教育，从识字出发，到识字结束，脱盲多以识字数量达标为判断依据。“扫盲教育”的深刻内涵被简单化。

伴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社会和个人对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个人对文字相关的需求也不再仅停留在简单的日常读写需求的层次上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扫盲的标准更加不能再局限于识字数量。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文化程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cy）”的概念逐渐受到人们关注。

时代的发展赋予了“文盲”新的内涵，拓展了传统的“文盲”概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扫盲”的对象开始向“功能性文盲”转向。“扫除文盲”和“扫盲教育”的判断标准也应从以前最基础的“语文知识”转向了“语文能力”。

这种转向一方面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另一方面原因则是为了更加全面地满足个人的需求：增强获取和传播知识、经验、感受的能力，加强个人交际能力、拓宽交际半径，促进个人对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活动的有效参与和贡献，帮助个人过好语言生活。

进入信息化时代，学界和政府部门应当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对“究竟何为文盲”“扫盲教育需要包含哪些内容（比如是否需要教学文字的电子设备输入技能）”等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已经基本解决识字问题的前提下，“扫盲教育”的内涵应有所扩展，开展“功能性扫盲”。

7.2.3

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国家的需求，更应结合个人的需求，关注个人发展的需要。若想提高识字教育的效果，必须充分调动个人学习的积极性，让认、读、写汉字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结合起来。如果只将扫盲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要求民众按照要求去执行，无异于揠苗助长，难保不会引发抵触情绪，导致民众在学习的过程中只会应付。这样既耗时，又耗人力物力，还有可能激发群众和干部、上级单位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的和谐。

1997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五届世界成人教育大会宣言指出，要将文盲看作学习过程的“主体”而不是“客体”，扫盲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唤起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应该充分认识到文盲学员自身的潜在力量。扫盲教育工作者要把文盲真正视为一个学习主体对待，努力引导学习者正确认识和评价自我，激发他们的自尊、自信和努力改变现状的动机，培养他们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等品质，由被动接受学习转向主动学习，最终帮助他们获得自助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在这一点上，政府部门、媒体、扫盲教育工作者都要肩负起相应的责任。

参考文献（略）

语标

你的语言风向标

长按扫码关注我们

本期责编：千语

往期回顾

张宝林 | 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2.0时代

《语言规划学研究》| 马喆  廖铁君 梁彦瑶 平面广告语言中针对负面状况的应对模式

陈双新 祝天瑞 | 让《通用规范汉字表》走进大众生活

李宇明 | 立足语言生活解决时代需求

国家语委印发《信息化条件下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体系建设规划》（附《规划》全文）

李宇明 |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在“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语言规划学研究》| 戴红亮 《标准行书范本》研究 ——兼与《简化字总表》进行比较

《语言规划学研究》| 徐欣路 谈语体规划和我国的言文一致运动

讲座回顾 | （干货！）里程碑式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

标哥开讲 | 第一讲 皮书·语言生活·语言生活派（音频+文字）